更新日期:2013/1/30 20:00

（真心新闻网採访组台北报导）二０一二年十二月二日一位署名「冬华」的某大学助理教授，以「有关达赖和议题的迷思」为题，在中国时报撰文指出：「社会对达赖与议题有许多迷思，并因此造成主流媒体与人物一面倒支持达赖喇嘛及其团体，其余争议几乎湮没无闻。」见解精闢评析如理，并明确引证史例和法理，颇能拨云见月釐清事实，使社会大众更能明瞭此一相关议题的。

因为此文鞭闢入理，对于揭发假象有震聋发聩的宏效，「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眼见要害被戳破，恐彼等立基动摇，势必影响其久享之虚声幻势故不能安忍，遂在其传声筒官方资讯网「时事评论」专栏中大作反驳（以下简称驳文），虽然作者努力想针对冬华先生所破解之三种迷思予以反击，但是由于理虚心怯，再加上所举证的歷史事例根本兜不拢，是以驳文只好强词夺理胡牵乱扯，显得处处捉襟见肘自曝其短，益发反证冬华先生所言乃是谛实。

譬如冬华先生指出的迷思之一，即是常有偏颇的史观误导大众，「将多民族的中国想像成单一民族的国家，来否定一九一二年后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正当性。」然而证诸歷史，不仅中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的领土范围是从清朝继承而来的。此一疆域的形成，并不是中原农耕政权的扩张，反而主要源自近古和西域政教势力参加蒙元统治中国的行列，成为等级高于汉人的统治者。政客和民众绝无法自外于这样的歷史，也大可不必于此作自我否定。 然而「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所撰驳文，却以自列四点理由对此点意图反驳，并妄谓「中国歷史上，边疆其他种族人民建立的国家，不同于中国。」

揆诸所述的第一个理由：「西元763年(吐蕃)军队攻下中国京师长安，造成唐代宗出奔陕州。西元 787年(吐蕃)与唐签署和平条约。821／822年长庆会盟签订中博合约，条约中明订与中国为两个平等国家，确认两国边界，并将和平条约内容刻碑竖立于三处：首都拉萨、中国长安、两国边境。」正觉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公僕先生于此表示，驳文所举证的唐代歷史，其实是遮掩之下、避重就轻的遁词，不堪史实全貌真实的检视。

董事长指出，众所周知唐朝国力的衰弱是先有宦官为祸与党争，其骤转则是「安史之乱」，安史兵变除了直接引起藩镇割据，更引起严重的外患，安禄山叛变之后，唐室中央把西南边界属于陇右军区和河西军区的军队，调往中原参战，边界等于没有防务。吐蕃王朝重臣大相抓住这个机会于西元763年发动全面攻击，致使长安陷落、代宗出走，自后中国本土正陷于藩镇的混战，无力西顾，吐蕃兵团经常伺机长驱直入在关中地区攻城掠地烧杀掳掠。（註一）董事长评述，这是吐蕃王国乘人之危以盗匪式劫掠行径侵扰中国，吐蕃并没有因此在中土或是藏境以外的地区建立新政权，唐史也从没有否认吐蕃外藩国的地位，在名义和形式也始终维持著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两位公主下嫁和亲所建立的舅甥国关系，则驳文引这一段歷史与其所欲辩驳之所谓「事实一」：「中国歷史上，边疆其他种族人民建立的国家，不同于中国。」实在是多此一举，语不中的；除了为海外的达赖集团包藏祸心，蓄意挑拨民族情感，实无多义。何况驳文既曰「中国歷史上」，这就是中国事，语意也不容分歧。

註一：柏杨著《中国人史纲》〈下册〉星光出版社（台北）1992/05初版P552~553

西元 787年(吐蕃)与唐签署的「和平条约」，其过程及背景故事其实并不和平。原来当时唐代宗的继任者德宗李适欲与吐蕃兵团谋和，问题是吐蕃王国认为和解即是断绝财路，并不愿意结束这种致富的强盗行为。最后，吐蕃才设下阴谋故意表示愿意接受。于是西元787年大唐宰相浑域，吐蕃宰相尚结贊在泾州平凉川会议，缔结和解条约，怎知浑域刚要入场时，吐蕃伏兵四起，所幸浑域夺马狂奔逃脱，其他中国官员全部被俘，受到残酷。（註二）

註二：柏杨著《中国人史纲》〈下册〉星光出版社（台北）1992/05初版P553

吐蕃还遂乘势进攻陇州，把全程居民集中，老弱的，剩下的全部挖眼断手，弃于道旁，这些残忍行径及其手法，和旧社会统治阶级对付农奴的手段完全一样，当时尚剩下青年男女数万人，全被驱往西行。走到安化峡宣布说：「你们可向东辞别你们的祖国家园！」民众大哭，投入山谷的数千人，其余的全部被卖为奴。张董事长指出，为了因应驳文而被动引述歷史细节，只是要说明在相关议题上，中国并非自始就是「侵略者」，民族间的互动敌友情势互易本就是在所难免；同时也于此可见冬华先生的卓见：「若主张驱逐侵略者，这笔帐就算不完了。」可见其器识的宏远和存心的宽厚。相形之下，驳文的遮掩全情语焉不详，尽向尖刻对立处挑笔，二者这就高下立判了。（註三）

註三：柏杨著《中国人史纲》〈下册〉星光出版社（台北）1992/05初版P554

至于「821／822年长庆会盟签订中博合约，条约中明订与中国为两个平等国家，确认两国边界，并将和平条约内容刻碑竖立于三处。」则根本是借题发挥指鹿为马，极力扭曲事实，以符合达赖人士自身立论之所资。张董事长指出，据歷史记载，从西元705年至822年，唐朝和吐蕃共会盟八次，其中第八次会盟是在唐穆宗长庆元年至二年（821年至822年）进行的，所以也称为「长庆会盟」。会盟确有立碑，其碑文同时刻有藏汉两种文字，这就是人们常称的长庆碑，或称为「甥舅和盟碑」。这块碑之所以称为「甥舅和盟碑」，是因为自从松贊干布娶文成公主以后，歷代贊普对唐朝皇帝以外甥自居，行子婿之礼，所以，当时的唐穆宗与赤祖德赞是舅甥关系；为「承崇甥舅之好」，赤祖德赞与唐立碑和盟，故有此称。

 

此碑上载盟文内有「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及「今社稷业同如一，为此大和」而全碑四见「甥舅」或「舅甥」一词，甚至明言「大番供应，须合舅甥亲近之礼。」董事长指明，「社稷如一」当然非「对立」；而「舅甥」是伦理关系，大番供应大唐接应，行礼如仪尊卑定矣，史鑑如此，何来「平等」之说？可见「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论理不实，特为自身持论立场有利，极尽穿凿作假曲解史实之能事，如此与人论辩，有何公信力可言？又如何能以理服人？
 

驳文力辩「事实一」的第二「理由」是：「金国(女真)占领北中国，宋朝王室偏安江南。」张董事长指出，这完全不需要「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提辩，事实上无论是歷代中国政府与人民，或是学者史家，从无人否认或是隐晦这个事实，甚至正史二十四史中，更将辽、金史列为正史。中国人从来不排斥有外族入主的事实，辽人、女真非但不自外于中国，甚至主动积极汉化，融入文化主流，给中华民族增添新血。驳文的第二个「理由」反而证明了冬华先生的论述：「此一疆域的形成，主要源自近古（外来）势力参加统治中国的行列，成为等级高于汉人的统治者，而不是中原农耕政权的扩张。」董事长表示，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江海不择细流，乃能成其大。」的泱泱大国气度。

驳文的第三个「理由」是：「编纂《元史》作者群，并未将视为中国一部份，也不把蒙古算成中国的一部份。」董事长表示，其实这正是国族重视歷史去伪存真，以及史家春秋秉笔的态度。因为当时的和列为汉人、南人的「中国」都已是被征服者，和蒙古一样都是大元帝国的一部分。董事长表示，不能昧于歷史而妄谈谁是谁的一部份，那是不合逻辑也毫无意义的。

驳文的第四个「理由」是：「明朝正史将放在明朝版图以外。」这已是睁眼说瞎话了。董事长表示，论史不能像文学修辞一样，取部分以代全体。驳文不能仅以大明开国，洪武草创时期的版图来函盖其全盛时期。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国力达于极盛，版图也极力扩张，非但已被函盖在内，甚且有实际的统治管理，乃至常以封赐强化向心。

如：一三六八年明朝建立后，採取了普遍封赐的政策，对具有实力的地方诸教派首领均赐加以「王」、「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这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系统所属的格鲁派兴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贡，获得明朝中央封赐的「朵儿只唱」名号。明朝中央对地方的治理，沿袭了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事务分明是大明朝之境内事务。

张董事长更指出，莫说格鲁派的达赖与班禅，即使是噶举派的领袖，其第五世噶玛巴亦受明成祖赐其「大宝法王」之名号，并赐「黑宝冠」，故其系统从此亦被称为「黑帽系」，以黑帽传世，世称楚布黑帽系噶玛巴。这一项上国衣冠的尊宠，直到现在还在传承，甚至还因利害所趋被争相抢戴，目前的「大宝法王」闹双胞，由「乌金听列多杰」和「听列泰耶多杰」并列为大宝法王十七世，成为互不退让却又互不承认的怪现象。以上种种都证明了明朝之后，近代早已是中国的一部分，无法割离。

清朝继承明朝继续统治整个中国，张董事长又引述冬华先生的叙述：「证诸歷史，不仅中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的领土范围是从清朝继承（而不是透过对外侵略兼併）而来的，就是清朝的最大版图也未超过古代中国的传统疆域。」董事长指出，这也直、间接证明中国向来是一个多种族共治共衍的国家，而绝不是如日本和西方部分学者偏颇的中国歷史观，将多民族的中国想像成单一民族的汉人国家，并且完全忽略了清朝数次出兵驱逐廓尔喀，解除彼国对之入侵；亦忽略了当印度的英国人骚扰藏地时，十三世达赖嘎厦政府立即向清朝宗主求援。

董事长指斥，驳文企图扭曲史实，来暗中呼应这些刻意的偏见，以否定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正当性，自甘沦为野心者达赖集团支解中国的工具，其实只为遂意少数人的利益，亦公开违背了今日中华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亦偏离了今日卫藏地区实际居住人口之主动意愿，其用心直与百年前帝国主义欲中华民族者相同。

今已见其理不能成立，还硬要用种种不实的说词继续遮掩其过时的迷思，其心思可谓比其言辩更为诡谲，大众皆宜小心，不要再被其种种不如理、不如实的诡辩所误导。（採访组报导）201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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