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藏学网 作者：沈卫荣

　　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弥漫著一股经久不衰的热，但西方人对的热爱并非是一种超越自我的爱，而是西方东方主义的一个经典实例。简单说来，西方人视野中的是一个精神化了的虚拟空间，是莫须有的香格里拉，拥有西方文明中已经失去了的、令人渴望的一切美好的东西。这样的一个无疑从来没有在历史上存在过，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出现。说穿了，是西方人心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他者，是他们观照自己的一面镜子，是他们用来确定自己认同的坐标，是寄托他们的梦想和之情的精神超市。那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何以会变成这么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拟空间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西方人了解、认识的历史作一番回顾。

　　二

　　西方的形象千差万别，被妖魔化时人是食人生番，被神话化时是美丽的香格里拉。不管是妖魔化，还是神话化，它们都跟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形象的变化反映出的是西方社会自己的变化。

　　西方人认识的历史始于神话传说时代。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的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希罗多德《历史》中就已经出现了有关的记载，提到了淘金的蚂蚁的故事。此后公元一世纪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再次出现有关的记载，提到了一座铜色的山。铜色山在藏族人民心中是莲花生大师隐居的一座圣山。西方人较多地了解是从《马可波罗游记》开始的。事实上，马可波罗也没有到过，却留下不少添油加醋的记载。他说人是最擅魔术的人，和克什米尔的八哈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还说人是最不讲道德、廉耻的人。说游客到去，藏族的母亲们就会亲自将他们的女儿送过来，跟他们过夜。这种说法留下的恶劣影响，至今难以肃清。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常常化，相信人于两性关系上是最开放的民族。

　　西方人与的直接接触始于传教士时代。第一个到达的西方人是葡萄牙耶稣会的传教士Antonio de Andrade。他于1624年从印度来到西部的扎布让地区，在此停留不久返回印度。后来他写了一本名叫《重新发现大契丹或》的书，影响极大。有意思的是，他明明是第一个到达的欧洲人，可却说他重新发现了，因为他发现实在是一个天主教的王国。在藏传佛教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Andrade发现了太多的相似之处。尽管Andrade对的描述相当正面，但他的同门兄弟们却将这种相似性看成是魔鬼对罗马天主教的挑衅，所以要用真正的福音来消灭这一魔鬼的作品。待新教兴起，开始向东方发展时，罗马天主教与藏传佛教的这种类似性正好授其以话柄，拯救生灵的使命便义不容辞地落到了他们新的头上。

　　拉萨一处供灯的房间

　　西方的启蒙时代曾是一个浪漫化的东方时代，可依然被当成典型的东方国家、即一个、愚昧、落后、非理性的国家而受到启蒙思想家们的批判。从写《社会契约论》的卢梭，到文学家巴尔扎克等都曾以非常负面的形象描写过，其中以德国哲学家康德说的话最有趣。他说他搞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整天什么事都不做，却一个人坐在黑洞洞的房子里，面对著墙壁两眼发呆，这到底有何意义？后来黑格尔还专门对转世制度作过理性的批判，他说达赖喇嘛既是人又是神，神人合一，这是矛盾的，是不可能的出现的东西。直至晚近，西方多认为的转世制度是一种骗人的把戏，是欺骗百姓的一种伎俩。

　　继启蒙时代而起的是殖义时代，此时整个东方都成了西方侵略的目标，西方的形象当然不会太好。曾有一位加拿大的女医生，同时也是一位传教士，写了一本名为《与人在寺庙里和帐篷中》的书，说她在生活了11年，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位喇嘛，与他哪怕可以谈谈任何最基本的人生、哲学的东西。与此同时，维多利亚时代的东方学家们亦对藏传佛教非常的不屑，认为藏传佛教是离原始、正宗佛教最远的、最堕落的一个分支，它根本就不配被叫做佛教，而只能被称为喇嘛教。

　　西方人对和藏传佛教的这种妖魔化形象一直到持续到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正当中国的文化大如火如荼的时候，西方也处在一个很疯狂的时代，68年的一代的所作所为，跟中国的文化大相映成趣。美国的嬉皮士中崇拜的人远远多于崇拜达赖喇嘛者。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达赖喇嘛于 1979年出于绝望和无奈向德国媒体宣布他将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西方人，包括他们中的学家们普遍认为转世制度是一种工具。

　　三

　　与对的妖魔化形影相伴的是对的神话化。希罗多德《历史》所载淘金蚂蚁的故事，令今天的西方人依然相信遍地是黄金。从 Andrade书中对习俗的记载中，有人读出了非常哲学的东西，譬如说人用死人的骨头做成花蔓，拿死人的头盖做成酒杯等等，这都不是野蛮，而是一种哲学。尽管康德眼中的形象相当负面，可他亦曾说过，古希腊哲学中的有些概念可能来自。此即是说，远在西方文明的古典时代，即希腊罗马时代，和西方已经有了联系。相信保存有西方失去了的原始智慧促使像希特勒这样的纳粹魔王亦曾派了一个以歇斐博士为首的考察团到，考察西方亚利安人种的来源。甚至现代学的诞生亦与西方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有关，被称为世界藏学之父的乔玛来的初衷是为了寻找匈牙利人的根。

　　说到神话化，我们一定要提到十九世纪后期开始风靡西方世界的神智（Theosophy，或译通灵学、神灵学）。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一位半仙式的妇女，人称Madam Blavasky，布拉法斯基夫人。她自小热衷于神神鬼鬼的东西，17岁开始浪迹天涯，寻求神智。最后到了，自称在扎什伦布寺附近的某个地方随一位喇嘛学了七年的密法，终于找到了开启神智的钥匙。随后来到纽约，创立了神智学会，风靡世界。布拉法斯基夫人的书至今充斥于美国的大小书店之中，她的名著《密法》中夹杂了一些藏文字，其内容其实是东、西精神学、神灵学的大杂烩，与藏传佛法实在不搭界。这位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的崇拜者遍布世界，其中汇聚了很多鼎鼎大名的人物，像日本的铃木大作，法国的大卫·妮尔，意大利最著名的学家Tucci，瑞士的心理学家荣格、英国最著名的佛学家孔兹(Edward Conze)等等。孔兹坚信布拉法斯基夫人是宗喀巴的转世。

　　尽管神智学会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人，但和密法却已被布拉法斯基夫人及其信徒们炒得沸沸扬扬。进而将的神话化推进到一个新高度的是《死亡书》的出版，而其作者亦是布拉法斯基夫人的粉丝，一位生性怪僻的美国人伊文思-温慈。他把藏传佛教宁玛派所传的一本密法仪轨翻译成英文，题名为《死亡书》，从此变成了西方人所知的最著名的东方精神经典之一。

　　今天在西方一提到，人们就会想起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听起来不俗，但散发著浓厚的殖义和帝国主义气息。1933年，一位名叫James Hilton的人发表了一部题为《失落的地平线》的小说，一路畅销至今，为遁世主义小说之母。这部小说讲的故事发生在二次大战前夕的中国，有一架英国使馆派出的飞机从一个不明的地点飞往中亚的白沙瓦，结果被劫持到了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香格里拉坐落在雪山丛中，竟是一个难得的世外桃源。有一个名唤蓝月谷的山谷，一座巨大的宫殿耸立于中央，最上面住著香格里拉的主宰高喇嘛，香格里拉的居民汇集世界各路精英，图书馆里面充满了西方文学的经典，收藏的艺术品里面有宋代的瓷器，演奏的音乐中竟有肖邦未曾来得及于世间公布的杰作，可以说世界文明的精华咸集于此。香格里拉的居民人人享受著现代、富足的生活，只有所有的人却住在宫殿的脚下，他们都是伺候那些喇嘛及其他居民的仆人。除了人以外，这里的人都长生不老。显然，香格里拉是西方殖义者给自己描绘的一个天堂，是一个充满著帝国主义腐臭的地方，是西方人向往的东方乐园。随著Hilton的小说和电影中的香格里拉形象于西方深入人心，

　　渐渐地西方人把和香格里拉等同了起来，尽管人自己从来没有把当成香巴拉，或者香格里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的嬉皮士亦与搭点边。当时流行使用，有三位哈佛的教授制作化学毒品LSD，并合作把《死亡书》改写成使用毒品的指南，说《死亡书》中所描写的那个死后世界就跟吃了所看到的景象一模一样，所以吃的人同样可以克服、超越死亡。嬉皮士实际上是七十年始盛行的所谓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的干将。新时代运动与神智学会先后相应，二者在精神上一脉相承。新时代运动的参与者想建立一种没有权威的，极端个人的社会，享受直接的、有另类选择的宗教和精神体验。及其藏传佛教成了新时代信仰大杂烩中一种必不可少的成分。九十年代以来风行世界的《生死书》是新时代运动的典型作品，作者索甲把许多根本不属于佛教的东西塞进了这一部佛教密法之中。

　　说神话化我们最后还必须提到好莱坞。好莱坞是世界上最挥霍无度、穷奢极欲的地方，可许多好莱坞明星自称是佛教的信徒。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Richard Gere，一边风花雪月，阅尽人间春色，一面自称是达赖喇嘛的密友，每天打坐念佛。还有一位功夫明星，大名Steve Seagul,本来以打打杀杀为生，可居然亦自称是达赖喇嘛的信徒。还有一位女明星Uma Thurman，她的来历甚为传奇。她爸爸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宗喀巴教授Robert Thurman。Thurman教授曾被评选为1997年度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五位人物之一，将和文化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譬如他说藏传佛教是心灵的科学，喇嘛是心灵宇航员，他们探索心灵科学所达到的高度远远超过了西方现代科学所能达到的高度。的喇嘛俨然是当今最为杰出的科学家。

　　四

　　西方妖魔化和神话化的历史反映的实际上是西方人的一部心灵史，是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变迁史。妖魔化也好，神话化也好，他们所说的与现实的没有多少关系。当今西方人对的热爱，不是对一个真实的的热爱，而是对他们所虚拟的、想象的的热爱。而他们对的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严重地妨碍了他们与一个现实的的交往。说人没有现代人的七情六欲，说人从来就是一个精神的民族，说是一个绿色和平的标本，听起来不俗，但无助于现实的进步。只有去掉西方人强加给的那些虚幻的东西，才能回到现实中来。今日国人亦对显露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希望他们不仅仅是把当作寄托自己梦想的地方，而是真正地关心这片高国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