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密的慈悲心与菩提心的谎言
佛教“达赖”旧西藏残忍刑罚（藏传佛教藏密喇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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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大昭寺北面有一座典型的藏式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被人们称为“人间地狱”的朗孜厦。朗孜厦是噶厦政权的拉萨地方政府，按照西藏的习惯，政府驻地要同时设置监狱，因此，朗孜厦将建筑的一、二层辟为监狱的牢房，专供关押人犯。三层是办公场所，其中一间作为政府惟一的办公室，政府官员称头人，头人是由达赖直接任命的四品或五品的俗官充任，其行政职责，就是向老百姓催差要钱；其余的几间，是监狱的审判处和驻监人居住之地，设警官、秘书、管家、看守各一人，办事员２０余人。监狱功能齐全，有牢房、刑具，有警官和看守。
朗孜厦监狱是真正的人间地狱，只要把人犯投进这里，沉重的井盖一落，从此就与世隔绝，活着进来，就别想活着走出去。只关进牢里还是不错的，对重犯还要戴上几百斤重的树杆镣（用整棵树干做成的一种刑具），５个人的１０条腿夹在同一条木镣上，想动抬不起腿，睡觉翻不了身。在这里，黑暗没有尽头，等来的只有死亡。
一层称为地牢，有５间牢房，里面低矮而潮湿，叫人难以直身，关押在这里的都是重刑犯。在一层上下楼梯处是当时行刑的地方，刑具和刑罚十分残酷，有挖眼、抽筋、剥皮、剁手足、割舌、割鼻、割耳、戴石帽、挖心等几十种之多。朗孜厦还借实施酷刑和屠杀人犯之机，经常为噶厦政府和寺庙中的上层人士提供“念咒经”用的祭品，如人皮、人肉、人心、人肠等，手段十分残酷。在这里，一件件刑具揭示了旧西藏封建农奴制法治的残忍，一具具尸骨真实地记录了当年那些死刑犯的哀鸣和酷刑下的惨叫。
朗孜厦不仅是监狱，同时还是审判和执行的场所。二层的门前为宣判台，台前是广场，死刑仪式就在这里举行，一经宣判，即将人犯绕八廓街示众后处以极刑，执行死刑的方式五花八门，但都极为残忍。
在旧西藏，以达赖为首的噶厦政府、贵族、寺庙三大领主，既是法律的制定者，又是法律的执行者，三大领主都可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设置司法机构和法庭，即便没有专门、固定的法庭，也可以随时行使审判职能，法律对此不作任何规定和限制，除相对专一的审判机构外，行政机关、寺院、大庄园主都可以干预审判或直接办理诉讼。
朗孜厦监狱是三大领主残害人民、维护佛教利益的工具。记者在西藏博物馆看到一封噶厦政府名叫次曲康的头人写给朗孜厦监狱头人书信的原件：
执格头人：
本处需要进行天女敬食佛事，需头颅四具、肠子十副、净血、污血、废墟土、寡妇经血、麻风病人血、各种肉、各种心、各种血、阴阳之水、旋风土、向北之荆棘、狗粪、人粪、屠夫之靴等物，务于二十日送往。
次曲康十九日
噶厦政府和寺庙中的上层人士，为了“念咒经”，需要大量的人体器官作祭品，朗孜厦监狱只好杀害无辜的农奴，为三大领主服务。从农奴到检察官的西藏自治区隆子县检察干警格桑平措介绍说：在旧西藏，达赖什么时候“念咒经”，朗孜厦就什么时候抓人、杀人。住在八廓街的次仁央宗１４岁的儿子普布，因寺庙中的上层头人要“念咒经”需要人体器官，被朗孜厦监狱抓去活活杀死，次仁央宗得知后赶到朗孜厦，连儿子的面都没看到，就被赶了出去。据不完全统计，仅１９４８年，朗孜厦就三次无故抓人、杀人，被害无辜农奴达２１人之多。普布的死，是三大领主对藏族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是朗孜厦作为旧西藏以三大领主为首的司法机构残害人民的真实写照。
野蛮残忍的刑罚
中国古代曾出现和使用过十分残酷的刑罚，如战国时期就有车裂、剖腹、体解，以后还有凌迟等等。但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法治下的刑罚与这些原始的刑罚相比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年贫苦农奴朗吉因交不起农奴主的税金，被砍去左臂。在旧西藏像朗吉这样被残害的农奴又何止千万。农奴布德，因对上有反抗行为，根据旧西藏“十六法典”第７条规定：“下对上反抗者、民反者均犯重法，应在其身上挖去眼睛、抽去腿筋，割其舌、断其手，或立即杀之……”于是，布德被农奴主用“石帽”（一种挖眼的专用刑具）挖去双眼。在拉萨八廓街，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介绍说：在旧西藏，大街上随处可见被砍去了手臂或大腿的人。这片断的记录，是旧西藏普遍的事实，见诸于当事人的记忆和描述之中。
在朗孜厦我们可以看到，昔日残害农奴的各种刑具仍然依稀可见，据这里的管理人员介绍：朗孜厦监狱的刑罚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而且还不断创造出一些新的用刑办法，择其主要的有挖眼、割舌、剥皮、断臂、蝎子洞、烟熏等几十种。如挖眼，在给人犯用刑时，给人犯戴上一个数十斤重的石帽，然后由两人持棒骨分别用力抵住两侧太阳穴，在上下左右挤压下，人犯的眼球向外突，然后用专用工具轻而易举地把眼球挖出。人犯在经受巨大的痛苦之后，留给他的是一生的黑暗。
一位在西藏居住了２０年的英国女居民，在回忆录上介绍这样一幕：朗孜厦监狱的一名看守当众鞭打犯人，然后将他的衣服剥光，在夜里把犯人捆在山顶的一个要隘口上，一夜之间犯人就被活活冻死了。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朗孜厦当初这些刑罚的野蛮和残忍。美国作家大卫·麦克唐纳在他的《西藏写真》一书中，对这些刑罚作了真实的描述：“西藏最严重的刑罚为死刑，而喇嘛复造灵魂不能转世之臆说，于是最重之死刑外，又益之以解体干颅之惨状。”这不正是旧西藏三大领主的司法机构的监狱用刑野蛮、残忍的一个缩影吗？
解读西藏农奴制法治图谱
全世界所有的佛教经典，几乎都把“众生平等”、“慈悲为怀”、“自利利他”作为一种理想的追求。释迦牟尼曾说过四句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在佛教中被奉为“通戒”，广为信徒持守。
旧西藏的统治者，也无不标榜自己是佛门虔诚的信徒，但他们推崇的佛教与真正的佛教是从根本上背道而驰的。透过朗孜厦看西藏农奴制度法治统治图谱，不难看出，旧西藏三大领主在宗教场所建造、设置监狱，古今中外闻所未闻，这确实发生在旧西藏的寺庙里，发生在噶厦地方政府的朗孜厦监狱里，这是旧西藏农奴制度的产物，也是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产物。
虽然旧西藏的统治者们曾把他们那里极力描绘成一片净土，描绘成人间美好的天堂，并以此来麻痹群众。通过对朗孜厦监狱的调查了解，仿佛在朗孜厦监狱传出的皮鞭抽打声中，从拉出的被肢解的人犯中，以及今天还摆放在那里的人头骨、肢体的见证中，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旧西藏以慈悲为怀的佛教圣地，怎么会变得这样鲜血淋漓？号称是佛的信徒们，怎么变得这般心狠手辣？对此，我们只能在三大领主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本质中寻找原因和答案。
无论是奴隶制社会的旧西藏，还是封建农奴制社会的旧西藏，始终存在奴隶主与奴隶，农奴主与农奴两大根本对立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奴隶主、农奴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特别看重严刑酷法，他们想通过野蛮、残酷的刑罚来威慑、恐吓被压迫阶级，使之服从于他们的统治与压迫，不敢反抗。统治者将稳固自己的政权和利益的愿望寄托在让人望而生畏的酷刑上。如以挖眼、剥皮、剁手等野蛮残忍的手段，企图制止可能进而形成的强大的反抗力量。酷刑的产生，除旧西藏扭曲的宗教信仰、封闭的地理环境、落后的民俗陋习等原因之外，尖锐的阶级对立是产生酷刑的根本原因。
被农奴主剥下的农奴人皮，竟然有两个孩子。。。
扒人皮的达赖想恢复何种制度？
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极其黑暗、落后。占西藏人口不到５％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而占西藏人口９５％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却不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没有人身自由，不得不依附于领主的庄园为生或充当世代家奴,遭受强制的乌拉差役、租税和高利贷三重剥削，生活在死亡线的边缘。据不完全统计，仅噶厦（旧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２００多种。农奴为噶厦和庄园主支的差，占农奴户劳动量的５０％以上，高的达到７０％至８０％。６０％以上的农牧民背负着沉重的高利贷债务。
旧西藏流行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维护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法典明文规定，上等上级的人的命价为与其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的命价仅为草绳一根。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可以随意买卖、转让、赠送、抵押和交换农奴，掌握着农奴的生、死、婚、嫁大权。不属同一农奴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缴纳?赎身费?，农奴的子女注定终身为农奴。农奴主可以任意打骂农奴，对农奴使用断手、剁脚、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投崖等极为野蛮的刑罚。
宗教和寺院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成为唯一的意识形态和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拥有庞大的势力和众多的政治、经济特权，支配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寺院上层僧侣既是西藏的主要政治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农奴主之一。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之一，兼任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原西藏地方政府实行僧俗官员双轨制，僧官大于俗官。据１９５９年统计，在全西藏３３０万克（此处指藏民族使用的面积计量单位，１５克相当于１公顷）耕地中，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１２１．４４万克，占３６．８％；贵族和由僧俗官员组成的官府则分别占２４％和３８．９％。哲蚌寺当时就拥有１８５座庄园、２万名农奴、３００个牧场和１．６万名牧民。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调查统计，西藏共有２７００多座寺庙，１２万僧人，占当时西藏总人口的１２％，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为僧。１９５２年拉萨３．７万城镇人口中，竟有１．６万名僧人。遍布西藏各地的寺庙、比例极高的僧人和众多的宗教活动，聚敛和消耗了西藏大量人力资源和绝大部分物质财富，成为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枷锁。
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特别是政教合一制度下宗教和寺院对人力、物力资源的无穷无尽的消耗及其对人们的精神奴役，严重地束缚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得西藏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二十纪中叶，西藏社会仍然处于极度封闭落后的状态，现代工商业和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几乎没有，农业生产长期采用原始的耕作方式，牧业生产基本采取自然游牧方式，农牧品种单一退化，劳动工具得不到改进，粮食产量只有种子的四至十倍，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广大农奴饥寒交迫，生存维艰，因饥寒贫病而死者不计其数。拉萨、日喀则、昌都、那曲等城镇中，乞丐成群，到处可见满街要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