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德国《世界报》刊登德国宗教学家的文章，纵论佛教、藏传佛教及达赖其人。

 

　　字里行间，言西方学者所未言，极具启发意义。今特将其文摘要编译如下，以飨读者。

 

　　一向坦率真诚的德国人如此无知地把达赖尊崇为“新时代的耶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和不安。达赖，这个身着黄红色僧袍、被称为“触手可及的上帝”，在20世纪才摆脱西藏黑暗的中世纪，并巧妙地掌握了西方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心理学的概念。

 

　　慕尼黑藏学家Volker Caumanns指出：“佛教认为，人应该和平地度过一生。佛教拒绝暴力，也从来没有过以佛教为名义的‘十字军东征’。令人惊讶的是，藏传佛教居然也被列为平和的宗教。西藏的历史其实并非一部平和的历史，它充满了以宗教名义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暴力、战乱和争权夺利。这与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两样。”旧西藏喇嘛政权主张农奴制度，其宗教审判与天主教的宗教审判毫无二致，包括使用酷刑。西藏刑法集中世纪之大成，并且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中叶。

 

　　“罪与赎罪”在佛教中被“因果报应”概念取代。这一概念的常见解释与基督教的理念没有本质的差别，即用善行（赎罪）来消除恶果（罪），否则佛教中的“罪人”将被打入地狱并忍受煎熬。

 

　　喇嘛教里的“上师制度”要求弟子对上师绝对屈从，这阻碍了人的个性和自主发展，更不要说成为自己命运的创造者。相反，我们欧洲人所倡导的个人、自我和灵魂在藏传佛教中毫无地位。藏传佛教有意地通过静坐冥想抹杀个性，以便僧侣成为众神的“肉身”为其服务，或者达到涅槃的境界。

 

　　由“强大的教会贵族”主导的权力体制构成了典型的西藏僧侣文化，由此也铸成了旧西藏严格的僧侣等级制度。

 

　　九十年代末，针对对西藏的好奇，国际媒体开始介绍喇嘛教以及达赖喇嘛，结果也带来了公众批评的声音。对此，达赖不得不作出反应。

 

　　之前，达赖把西藏描写成世界屋脊上的“和平国度”，其所用词句与西方“香格里拉之谜”很相似。如今，只要时机合适，他也会提出大庄园主制度的不公正、寺院喇嘛的胡作非为甚至极端的不公道、奢侈和权欲。但显然这些关于西藏黑暗历史的言论并未损害人们对达赖喇嘛的个人崇拜和对佛教的热衷。

 

　　相反，几百年来教皇和基督教一直面临不断的公开批评，这是有好处的。只有这样，国家和教会之间，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社会和信仰之间才可能产生有效的文化互动。假如人道主义批评者也对藏传佛教进行解剖分析的话，那么他们也会在藏传佛教中发现很多在一神论宗教中被抨击为原教旨主义的思潮，如：政教合一、在宗教等级制度中排斥妇女、相信恶魔、密宗、性魔术等。此外，僧侣中普遍存在性和心理虐待、恐吓、腐败等现象。

 

　　判断当今各种宗教信仰中的原教旨主义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主张对异教徒的圣战，期望有一个好战的拯救者，预言通过善与恶的最终决战建立政教合一的帝国。所有这些在佛教教义中是找不到的。然而，在达赖最为信奉的、源于公元十世纪的《时轮大法》（也称《天轮经》）当中，就恰恰写着这样的毁灭性的圣战思想。《时轮大法》预言佛教与非佛教之间的血腥宗教战争，并以佛教的胜利、建立佛教专制的世界而告终。在这场预言的“香巴拉大战”中，佛教军队并不遵循佛教和平的信条，而是“毫无怜悯之心”和“非常残忍”。“十分疯狂的战士将打败并消灭野蛮部落。”《时轮大法》的原文明确将三个一神论宗教领袖：“亚当、亨诺（圣战之子）、亚伯拉罕、莫泽、身着白色法衣的耶稣、穆罕穆德和马赫迪”称为“佛教的敌人”和“邪恶的蛇族”。该文还很详细地描写了用于杀戮的超级武器。

 

　　“香巴拉大战”被视为藏传佛教中的圣战，与伊斯兰圣战一样，即“对内”也“对外”。“对内”（即精神世界），“香巴拉大战”的战士就像圣战战士一样，与自己的恶劣秉性作斗争；“对外”，则与“佛教思想的敌人”斗争。

 

　　因此，藏学家Alexander Berzin指出，《时轮大法》中描述的“香巴拉大战”与伊斯兰关于圣战的讨论有明显相似之处。尽管面对激烈的批评，但达赖对这段带有明显战争色彩、歧视其他宗教并且与释迦牟尼大佛的“非暴力原则”相违背的经文至今未作出任何表态。

 

　　关于达赖的改革，每次总是大肆宣传，但最后总是不了了之。德国媒体兴奋地将达赖捧为可爱的“女权主义者”，因为他在汉堡表示支持女性担任佛教神职，甚至成为下一个达赖。但实际上他又指出，他没有给女性授予神职的权利。

 

　　多年来，达赖一贯如此。而在藏传佛教教派“雄天宗”问题上，达赖又强调自己的绝对权威性，禁止已经流传几百年的“雄天宗”。达赖尽管嘴上不断表示赞成民主，然而他作为流亡藏人的首领地位在法律和事实上是无法通过选举而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