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印度之佛教》一书展开的往复论诤，是反映师徒俩多方面矛盾的一个窗口。虽然这本书是印顺较早期的作品（年近不惑），但已集中宣示了他的佛学思想和治学之道。（在后来的著述中，印顺多次自得地引述该书的话，并于《我的根本信念与看法》中说：现在来看这部《印度之佛教》──二十五年前的旧作，当然是不会满意的！然一些根本的信念与看法，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改变。这些根本的信念与看法，对于我的作品，应该是最重要的！假如这是大体正确的，那叙述与论断，即使错误百出，仍不掩失其光釆。）1942年，印顺法师将此书第一章钞寄与太虚大师，请为之序，大师随即写就《议印度之佛教》予以略评，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公平看法。印顺出版全书时附了一篇《敬答议‘印度之佛教’》，为自己辩护，结果招来上师更加严厉的驳斥。太虚大师的《再议印度之佛教》加大了批判的力度，并于1943年8月30日向汉藏教理院全体师生做了公开演讲。在上师的据理斥责下，执礼的印顺不得不有所收敛。

　从这个角度看，太虚大师1947年的示寂，对印顺来说不是个坏消息。于是，在嗣后的漫长岁月中，一套曾受其精神导师严厉斥责的治学之道和错误观念，便有了机会让中国佛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方能触及真理。

　在《再议印度之佛教》中，太虚大师针对印顺佛学研究和历史考证的方法与观点，提出了批评。大师指出，企图从小乘经论中寻求大乘源流的做法甚不可取，亦因此陷近锡兰之大乘非佛说或大乘从小乘三藏紬译而出之狭见。对于大乘非佛说，太虚大师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决的：大乘经源出佛说，非非佛说，亦非小乘经论紬释而出。作为一位具有纯洁的宗教信仰的大乘佛教徒，太虚大师显然是将一切佛法均当作佛陀不思议内证境界的任运流布来敬重，而不是如《印度之佛教》的作者那样，把神圣玄秘的教法、教史均视为完全可由凡夫分别心加以悬想计度的世间普通学问对待。

　对于印顺仅承许在阿含中能找到根据和隐喻的教法的偏执，太虚大师据理驳斥道：原著第三章佛理要略，仅列世间之净化，世间之解脱两表；而菩萨道一表，则列之第十一章第三节末，意许锡兰传大乘非佛说，以大乘为小乘学派分化进展而出……或余他处所谓五乘共法与三乘共法，而特大乘法则竟未为承受。故虽特尊龙树亦不能完全宗奉，而有‘已启梵化之机’之微词；所余大乘经论不为所尊重，复何足讶！其附摄大乘于小乘，不容有超出小乘之大乘，自当与大乘佛菩萨立场有异。大师于此尖锐指出，印顺其实是假弘菩萨精神、龙树学说之名来贬毁大乘真义，骨子里正是不折不扣的大乘非佛说邪见的信徒。

　印顺《敬答议‘印度之佛教’》中的一段话，表明了他对大乘佛教的基本态度：菩萨乘为雄健之佛教，为导者，以救世为己任者，求于本生谈之菩萨精神无不合。以此格量诸家，无著系缺初义，《起信论》唯一渐成义，禅宗唯一自力义，净之与密，则无一可取，权摄愚下而已。可见大乘佛教在他眼中几乎一无是处，即便略为可观的菩萨精神，也概莫出于小乘经的本生行迹之外。

　针对印顺对大乘诸宗的批评，太虚大师反评道：令众生都脱苦安乐而发菩提愿，忘己为他，不求自利，大悲为根，大乘所共，安见无著系之缺此？起信不限时劫，华严短劫亦入长劫，禅宗顿悟不废渐修，天台六即尤解圆行渐，岂必违任重致远精神？……两股不妥协的力量继续猛烈碰撞。

　印顺法师对印度佛教历史分期的看法，也引起太虚大师的不满：惟于佛世以来之教史，似因庄严‘独尊龙树’之主见，将大乘时代揉成离支破碎，殊应矫正、‘独尊龙树’，乃前没马鸣而后摈无著，揉成支离破碎也、原著于此千五百年中乃在马鸣后、无著之前短短百余年为龙树提婆独立一时。马鸣为大乘兴印度之本，抑令湮没，无著与密教极少关系，乃推附后时密咒为一流；约为第一时六百年，第二时一百年，第三时八百年，则除别存偏见者，无论何人难想其平允也。表面在推重中观，甚至不惜为此牺牲大乘佛法的整体圆融，但是，倘若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大乘佛法均来源不净、疑伪重重，在此严竣情势下，丧失了背景依托的龙树学说又怎能安然无恙呢？太虚大师所谓故虽特尊龙树亦不能完全宗奉，而有‘已启梵化之机’之微词，就非常客观地指出了印顺在这上的两面性。在将他尊为导师的，以佛身份攻击龙树菩萨、诬谤大乘佛法的行为蔚然成风，很难说这里面没有他的一份功劳。

　　《印度之佛教》还将印度佛教的衰亡归咎于讨厌的真常唯心论（如来藏学说），太虚大师对此亦有不同意见，甚至针锋相对地说令印度佛教衰灭，除外来社会原因外，咎莫大于此执空诤者。讥讽之意溢于言表。

　　稍有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印顺的真实目的，是先借龙树中观之名，把所谓的后期大乘（如来藏体系）和秘密大乘搞臭、挤垮；然后再技巧性地把龙树中观（初期大乘）摄归够清净的原始佛教中。（《中观今论》：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中论确是以大乘学者的立场，……抉发阿含经的缘起深义，将佛法的正见，确树于缘起中道的盘石。）整个大乘佛教的精髓、特色，就这样被他无形中连锅端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