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院、大学教材对密宗(伪藏传佛教、西藏密宗、喇嘛教)的认识

（图：这是位于德国男女双修、谭崔瑜伽的一处教室门口。牠们在上课前都要向这尊石雕礼拜供奉，然后打着可以明心见性的口号，到处吸引无知且性好渔色的信徒一起加入行列。然后性病、爱滋、肺炎等传染病的「病毒众生」也跟着者一起加入男女双修的行列。根据密宗的思路：病毒众生也可以跟着金刚上师一起「即身成佛」。）

西藏密宗的源头——印度晚期佛教——密教（密宗），本质是套上佛法名词的外道，这几乎是研究印度密教的学者公认的观点。研究佛教历史的学者，有的信仰佛教，有的是作学术研究，不论他们有没有实修佛法的体证，但是，他们对于密教的研究成果，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略举几例如下：

一、佛学院教材破斥密宗

现在国内佛学院普遍使用的有关佛教史的教材，是学者吕澄所著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该书在“余论”部分如是定位密宗（密教）：

“到了公元第十世纪时，印度的大乘佛学便已十分地衰颓了，但是佛教还以密教的形式，在印度残存了二百年的光景”

“密教开始于第七世纪。到了第八世纪以后，性质逐渐同印度教相接近，愈益离开了佛教的面貌，一般称之为‘左道’。以后的发展，更加不纯，特别是主张性欲的瑜伽，一般也称为‘左道瑜伽’。由于他们也讲般若、苦等教理，主张空性，并说这种空性，犹如金刚，是不变的，为了与大乘小乘相区别，又称之为‘金刚乘’。”

“从佛教本身来说，由于异教（伊斯兰教）的侵入，促使它更加与印度教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这就是密教愈益同化于印度教的原因。”

“在波罗王朝于十一、十二世纪建立了超行寺以后，金刚乘密教更有一番变化。它逐渐泛滥于民间，而不一定集中于寺院了。教理也更为通俗化，更加没有什么规律，简单易行，所以人们称之为‘易行乘’。……他们的所谓成佛是指的常人‘快乐’的境地，这种快乐与一般佛教的所谓涅盘常乐我净的‘乐’是不同的，他们的‘快乐’最后归之于男女的性欲，所以他们的瑜伽方法，必须是同女人配偶。称此为‘手印’，其中有许多淫秽之处、也正因为他们的方法简易，提倡低级的东西，很能得到社会一部分愚昧群众的欢迎，流传很广，很快。在流传过程中，形式也有变化，如金刚乘有自己的经典，名‘坦特罗’，里面有种种仪规，仍很复杂。到了‘易行乘’，则不尊经，而是尊师，尊重他们的导师、上师；认为只要按照导师的指导做就行了。……这就是十一、十二世纪时期密教流行的情况。”

“密教发展到最后，还有所谓‘时轮乘’。他们特别崇拜的是本初佛，认为释迦牟尼之上，还有最初的佛，是那个最初佛发生一切的。同时，他们还对人的生理作了很多研究，提倡用瑜伽的方法来控制身体内部的所谓‘有生命的风’，就可以使人的生命不受时间流转的影响，而得长寿，以致于脱胎换骨，变人身为佛身。”

“密教也谈教理，把密教的教理与显教的教理混合来谈……（印度晚期佛教的）大乘佛学也还是存在的，但是寄生在密教的下边。因为寺院仍为知识阶层的活动领域，寺院密教对大乘教理不能不有所资取，因而大乘佛学就能在密教体系中取得了附庸的地位。密教把大乘佛学看成为初步的阶段，称为‘波罗密乘’；密教自身则是高级的阶段……总之，密教发展起来的学说，对于大乘，不论是哪一派，只要对于他们有利，他们就随意剪裁，割裂，因之大乘佛学，不论哪一派再也不能独立发展，不能成为一个体系了。”（以上摘自《印度佛学源流略讲》244～247页）

二、大学教材破斥密宗

学者——郭朋所编写的《中国佛教简史》，于1993年6月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属于周一良主编的“大学历史丛书”中的一种，已经成为国家教委教材编选规划中的大学教材。在这部大学教材中，涉及古印度密教部分原文摘录如下：

“印度佛教，在它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密教思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佛教到了晚期，为了自身的生存，不能不吸收一些婆罗门教的东西，例如祭祀万能、火的崇拜、太阳——‘大日（如来）’崇拜，等等，来‘补充’自己；另一方面，日益腐化的僧侣生活，也须要吸收一些婆罗门教的东西，例如‘双身法’——‘欢喜佛’之类纵欲、淫秽的东西，来装扮自己。所以说，密教不是别的，而是佛梵——佛教与婆罗门教混合的产物。”（《中国佛教简史》272－273页）

“北宋时期，印度佛教已到晚期，当时在印度流行的主要是佛梵混合、宗教变种的密教。密教的有些经典，才一译出，即被毁禁——例如，有一部《大乘秘藏经》（二卷），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译出后，发现有六十五处‘文义乖戾’。太宗听说后，当即诏谕：‘使邪伪得行，非所以崇也。”勒令把这部经典“对众焚弃”（见《宋会要辑稿·释道二》）。类似情况，还有一些。”（《中国佛教简史》285页）

在这部大学教材中，学者郭朋的观点很明确：印度密宗其实是一个佛梵混合的宗教；密宗的仪轨、大日如来、男女双身修法等等，都是婆罗门教的东西，在被套上佛法名相以后，就堂而皇之的成了“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