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西藏的经济制度是农奴制，土地掌握在三大领主的手中，三大领主是：“活佛”大喇嘛、贵族以及由大喇嘛和贵族组成的西藏政府。

　　根据1959年的统计，西藏有耕地336万克（一克相当于半亩），其中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占有全部土地的38％以上；贵族和喇嘛寺院分别占有24.3％和36.8％。

　　1、“差巴”，是指租种三大领主的土地的穷苦藏人。差巴除了租种三大领主的土地，交纳租子以外，还需要承担很多差役，而且差巴一般不能擅自离开所租的土地。

　　2、“堆穷”，“堆穷”意为“小户”或“小烟户”。他们或是“差巴”分家、破产分化出来的；或是因为无法生活从别外逃亡出来，投靠新领主的人。还有的堆穷是手工业者，如木匠、铁匠等，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尤其是铁匠，被视为贱民。

　　3、“朗生”，藏语的意思是家里养的，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生产资料，没有丝毫人身权利，被领主看成是“会说话的牲畜”。朗生中，有的是世世代代为朗生；有的是“差巴”户破产，或因抵债沦为朗生；有的是堆穷户走投无路卖身为奴的；有的是逃亡或收养为朗生的。领主视朗生为私有财产，可以随意支配，可以转让、抵押、变卖，甚至可以夺去他们的生命，实际上朗生就是奴隶。一旦成为朗生将终生为奴。

　　差巴、堆穷、朗生基本上，他们没有土地，还要承担沉重的乌拉差役，还不得不接受领主高利贷的盘剥，而且没有人身自由，稍有反抗便会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

　　乌拉差役也就是无偿的劳役，种类繁多，如差巴按土地克数每年交纳粮食的“萨差”；有专项差地的税租，如传大昭的柴钱差、驻藏大臣的用粮税等；有专项差的差役，如支应“马岗地”、“驿差地”的差役；还有商业税等等。政府的乌拉差役主要是：无偿供应人力、畜力运送持有政府乌拉牌令的一切人员和物资；接待来往官吏，为因公外出的办事人员和过路藏军，无偿提供住宿。缴纳实物，包括粮食、酥油、牛羊肉等，这些被称为外差。劳役差、实物差名目繁多，谁也说不清有多少种。以“活佛”大喇嘛为首的三大领主向农奴征收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如牲畜税、山税、抬牛粪税、拾柴税、地皮税、水税、人畜饮水税、家禽税、草税、死人背尸税、场地皮税、林园税、水磨税、油房税、人头税、免差税、挖人参果税、辫子税、耳朵税、过路税、下雪税、抗雹税……等等。据有关学者能够统计到的税种就有1892种。

　　“内差”是农奴和领主家内奴隶向贵族、寺院庄园内交纳的实物和担负的劳役。因为贵族、寺院庄园自营地比重大，内差多为劳役差。领主自营地越大，支内差越多，农奴所受的剥削就越重。从以下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堆穷身受的内差劳役是极其沉重的。墨竹工卡县伦布溪卡是噶厦政府的一个庄园，米玛是该庄园的一户堆穷。他家种内差地15克，每年支差役如下：长年差1人360天，剪羊毛1人1天，修水堤1人1天，磨菜油1人1天，耕地1人（耕牛2头）4天，秋天运肥1人（黄牛2头）5天，看庄稼1人60天，打场1人2天，磨青稞1人4天，收割1人15天，修房屋1人10天，粉刷白灰1人2天，运粮1人2天，“塔巴拉解”（意为凡能拿绳子的人出此差）1人1天，“铁布拉解”（意为凡有大姆指的人出此差）1人1天，“索拉拉解”（意为凡能手执镰刀的人出此差）1人1天，“再青再穷”（意为收割差）1人2天，割草1人1天，运柴1人（黄牛1头）4天，送信1人1天。总计差税20种，477人日，耕牛8头日，黄牛14头日。以上所列还不包括宗教方面的差役。

　　三大领主都放高利贷，尤其是喇嘛寺院所放的债最多。据《西藏自治区概况》载：“三大寺（黄教的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放的粮债为16203273克，年收利息为285692克；放藏银51058595两，年收利息140万2380两。高利贷收入占三大寺总收入的25%～30%。”

　　历代达赖喇嘛都有专门管理自己财产的机构，藏语称为“孜恰列空”。他们每年都要把收入通过这个机构放贷给群众，获得高利。据1950年“孜恰列空”帐本上的不完全记载，达赖喇嘛共放高利贷债达藏银3038581两之多，年收利息藏银303858两。

　　三大领主放债的年利息不一，有借十还一，借五还四，也有借五还六。农奴中很少有不借债的，有的借债是为了借新债还旧债；有的是支付差税；有的因缺种子、口粮而借债；有的是遭受天灾人祸借债；还有的是三大领主强迫摊派的债务，例如江孜贵族帕拉土登维登曾强迫旺堆溪卡的每户农奴向他“借”银75秤（每秤藏银五十两）。农奴有的债务已经欠了几代人了，债是从何时借起，最初借了多少债，已经偿还了多少，自己也不知道，全凭领主拿出“债据”为准。这种债，几辈人也还不清，又称“子孙债”。根据法典，偿还子孙债是家庭子女的责任。墨竹工卡次仁贡布的祖父向色拉寺借债50克（1克合14公斤）粮食，他祖父还债几十年，他父亲还债40年，他又还债18年，大约还了粮食4000克。但当他还到第十九个年头时，债主说他还欠10000克粮食。

　　还有一种债务叫“连保债”，一户借债，一至几户作保；几户借债，互为保人；全村借债，全村连保。有一户逃债，众户偿还；一户无力偿还，众户代还；借债户死亡，众户代赔。另外，如果欠债户死亡或逃亡，来接替耕种差地的新差户，要负责还旧差巴户欠下的债务。墨竹工卡的农奴格桑，原来所在的户庄园有10户农奴，其中8户农奴逃亡，领主就把8户农奴的债务加在他和另一户未逃亡的农奴身上。他是一个租种22克土地的农奴，需偿还的债务竟高达40多万克粮食之多！欠债是西藏农奴中的普遍现象，领主可以任意抢走农奴的粮食、牲畜、农具，甚至他们的子女去抵债。当有些农奴实在无物可以索取时，领主便收回农奴的差地。

　　“活佛”大喇嘛是三大领主中最大的领主，比领主的剥削更具残忍、阴险和欺骗性，以达赖经师甘丹寺僧人赤江洛桑益西的拉让为例，有大卡7个，农奴1000余，每年高利贷纯利银可收大洋37万余元，利粮50多万斤；有经商资本约2000万元，每年所举行的“讲经灌顶”，一次就可得6600多大洋。赤江在多康有一座粮库，原存粮只有50克，15年后营利增为726738克，短时间剧增了14530多倍。喇嘛“活佛”们利用讲经说法请神驱鬼手法榨取财物之术，是领主所不及的。

　　在西藏，藏语“米杂”一词表示农奴的依附关系，意思是人根，也就是“人不无主”。藏语中这些特定的词汇，正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严重剥夺的证明。

　　西藏当权者在分封领主时，把土地连同地上的人一起封给各个领主，农奴主紧紧握着农奴的生、死、婚、嫁权利，农奴没有基本的保障。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奴完全没有土地，也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受三大领主役使、压榨。在西藏，农奴没有自由的迁徙权，未经允许不得离开领主。得到允许出外谋生的农奴，也必须每年向领主交人头税，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人头税象锁链一样，使你不得成为无属的自由人，即使是流浪乞讨的乞丐。农奴的人身自主权随时可能受到领主剥夺，农奴主可以把农奴作为陪嫁转送给另外的领主，可以把农奴租让、赠送给领主，甚至可以把农奴用于，抵押债务，或买卖。1943年，大贵族车门罗布旺杰把100名农奴卖给止贡噶珠康萨的僧官洛桑楚诚，每个农奴的价钱是藏银80两。另外，他还把400名农奴送给功德林寺，抵押所欠债务。

　　农奴通婚的权利也是受到限制的。农奴主一般只准农奴在自己所属庄园范围内通婚，超出这个范围，要事先取得双方领主的同意，或交赎身费。转为另一个领主的农奴，或由对方领主换一个农奴，男女双方的领属关系未变，农奴婚后所生子女，生男归男方领主，生女归女方领主。

　　色兴庄园原来是拉萨小贵族色兴巴的庄园，后被噶厦政府没收。1940年，青海省湟中县当才村一户农民家庭的儿童拉木登珠，被认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其家一夜之间成了西藏最大的贵族。这个儿童就是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这户大贵族就是尧西拉达。照惯例，达赖家族获得了册封的大量庄园、牧场和庄园牧场上的农奴与奴隶。色兴便是其中的一个。庄园里18户（后来增加了两户）农奴一夜之间变成了达赖家族的属民，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

　　达赖家族很重视色兴庄园，专门派人代表达赖家管理庄园事务。原来每户农奴，平时出一个“乌拉”（无偿为庄园服劳役），春秋两季增加到两个。达赖家规定每户农奴平时出两个“乌拉”，春秋两季增加到三个，增加剥削量66.6％。全庄园20户农奴约133人，16岁到60岁的劳力79个，每天平均有50个乌拉自带口粮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条件下为庄园干活，占全部农奴劳力的62％！剩下老弱病残，在耕种自己的差地的同时，还要支付政府摊派的象牛毛一样多的乌拉差役。20户农奴一年辛苦劳作，只有康沙强、丹玛夏等4户粮食能吃到年头，康沙妥玛、差萨、比绒等3户够吃半年左右，其余13户，大都是“打完场、糌粑光”。

　　达赖家代理人经常残忍而无情地殴打农奴和奴隶，他常说“没有犏牛不服牛轭，没有农奴不服棍棒。”据不完全统计，10年时间里，被达赖家代理人打伤致残的有11人，重伤后死去的5人，占全部奴隶人口的8.3％！

　　旧西藏的法律主要是保护三大领主的权益，如“十三法”、“十六法”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人的命价按尸体的重量折算成一定量的黄金作为赔偿，下等下级人被杀的命价仅为一根草绳。法律严格区分贵贱，并公然庇护权贵。如按伤人赔偿规定，凡仆人反抗主人，而使主人受伤较重的，应斫掉仆人的手或脚；如主人打伤仆人，延医治疗即可。如抗犯“活佛”，则要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按照法典规定，农奴“勿与贤哲贵胄相争”，甚至规定“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连农奴喊冤也有罪。

　　在以大喇嘛为首的三大领主管辖的范围内，领主们既是法律的制订者，又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他们的封赐文书、口号命令，谁也不能违抗。法律还保障三大领主对拥有的土地和农奴人身的占有权。五世达赖在木猴年授予贵族谕文中就写道：“如果你们（指农奴）贪图自由舒服，我特授予拉日孜巴权力，将你们鞭打、砍杀”。

　　喇麻教寺庙和政府的判决同样具有相同的效力，凡喇嘛僧人犯法，皆由寺庙处理，只有寺庙的喇嘛僧人被开除僧籍逐出寺庙，政府才能依法处理。密教的上层喇嘛因此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

　　1959年改革以前，喇嘛教寺庙都有监狱或私牢。在西藏甘丹寺就有许多、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的刑具。不仅如此，只要三大领主需要，哪怕是为达赖祝寿需要也要以残害农奴和奴隶为代价。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着一封50年代初致热不典头目的信件，信中写道：“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需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前，用器官进行宗教活动的情况经常出现。黄教的圣寺却科杰寺在建寺和大修时，根据喇嘛教的“魇胜”的说法，寺院的大喇嘛“活佛”都要在该寺大殿的四个角落活埋四个男孩，以便“镇魔祈福”。最后一次是在一九五七年，当时还要活埋儿童，被援藏的工作组干部救了下来。

　　西藏的司法的刑罚方式，极其原始而惨酷。轻微的罪名，多半施行鞭笞，鞭笞往往当众进行，不论男女都得下身，用长柳条抽打。较重的刑罚有挖眼、割舌、剁去双手或双足，甚至割鼻、割耳、抽脚筋等，有的则被送到隆子宗等边远地区流放，终身为奴。一些刑罚令人难以想象，如把人投入蝎子洞。凡是犯有反叛政府罪或重要罪行的罪犯，都被投入蝎子洞里。投进洞中的犯人，很快会被成群的蝎子螫死。郎子辖（拉萨市旧政府）和拉萨附近就有蝎子洞。还有一种刑罚是把犯人缝在一个牛皮袋里，仅留头在外面，然后丢到河里，随流漂泊，慢慢把人淹死。藏学家李有义教授，这位政府时期曾在西藏任职，后一直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在他1951年所著《今日的西藏》一书中，向世人讲述了他在西藏期间亲眼看见的一个奇特的刑罚：“一个做假金子的，被藏政府抓到了，就用一块石头和一把盐，让犯人抓在手中，然后把他的拳头用牛皮缝起来，用枷锁住晒在太阳底下，不久这人手就被石头和盐把血水吸了出来，这人痛的一阵阵晕过去，大声呼救，两三天后这人的手和半截臂膀都枯了，成了残废。”像这一类的刑罚种类很多，我们无法在这里一一描述。